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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的努力中实现外交转型

更新时间:2019-11-07 08:54:44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是20世纪中国政治外交史上最大的转折点。中国共产党信奉马克思主义,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已经掌握了一个有五千年文明史的东方大国的权力。因此,中国外交有必要也有可能开创新局面,谱写新篇章。70年来,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面对不断变化的国际环境,新中国外交经历了三次转变,但始终致力于建设新型国际关系,并以此成就实现了外交转型。

新中国外交的三次转变:从建国外交、富国外交到大国外交

新中国外交的第一次转变发生在1949年,基本完成于20世纪50年代中期。其核心是从“屈辱外交”向“建国外交”的转变。通过这种转变,新中国外交彻底改变了持续近一个世纪的“跪在地上进行外交”的尴尬姿态。它建立并奉行基于爱国主义、国际主义和独立统一的外交政策。其目标是在国际关系中实现真正平等的地位,并有效维护国家主权、尊严和安全。新中国外交的第一次转型使中国很快与世界东方集团的其他国家建立了正常关系,然后与“两个中间地带国家”,即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独立国家以及北欧的一些资本主义国家建立了正常关系。结果,新中国对外关系的基本框架已经形成。尽管当时的中国主要领导人一再表示“愿意与包括美国在内的世界各国建立友好关系”,但到了20世纪60年代中期,中国与其他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关系除了外国之外几乎没有取得什么进展。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到70年代初,中国曾推行“革命外交”,包括采取“世界革命”的外交路线,形成“双拳出击、四面八方出击”的外交姿态,这是由于中国对时代问题的偏见、对新兴第三世界国家革命力量的高估、对中国在世界政治中的影响力的过度自信以及极端“左”倾思潮的负面影响。其后果是多方面的,中国面临的国际环境曾经非常严峻。然而,随着1971年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和所有合法权利的恢复,1972年中美关系的解冻,以及与中国和日本建立外交关系,特别是先后提出的“一条线”、“一大地区”外交政策和“三个世界”思想,“革命外交”的概念和实践逐渐消失,新一轮外交变革即将发生。

新中国外交的第二次转变发生在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1989年中苏关系正常化标志着这一轮外交转型的结束,其核心是从“建国外交”向“富国外交”的转型。1978年12月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关键环节”的口号,作出了把党和国家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大战略决策。新中国进入改革开放的新时代,外交的主要任务和目标发生了重大变化。在1982年9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开幕词中,邓小平明确提出:“中国人民珍惜同其他国家和人民的友谊与合作,更珍惜为独立而进行的长期斗争。任何外国都不应指望中国成为他们的附庸,也不应指望中国吞下损害中国利益的苦果。”他还宣布,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争取包括台湾在内的祖国统一,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是中国八十年代的三大任务。其核心是经济建设,这是解决国际和国内问题的基础。围绕上述三大任务,基于对时代主题的全新判断和对历史经验教训的系统总结,中国对外交指导思想和具体外交政策进行了重大调整,确立了不把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异同看得尽可能近的外交路线,坚定地坚持“不与任何大国或国家集团结盟或建立战略关系”的政策因此,中国的外交日益活跃。从1978年到20世纪80年代末,中国先后与世界主要大国建立了相对稳定的关系,与大多数邻国建立了外交关系,与大多数第三世界国家保持了友好关系。此外,中国还在全球和地区层面上先后参与了许多重要的国际组织和多边外交机制,进一步完善了对外关系框架。20世纪90年代初和21世纪头10年,面对两极格局瓦解、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遭遇重大挫折、美国“一个超级大国”和全球化快速发展等新趋势,中国坚持邓小平“冷静观察、稳定局势、冷静应对、善于笨手笨脚、永不言败、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的外交政策。中国坚定不移地走和平发展道路,坚定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我们与主要国家、邻国和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关系继续取得积极进展。多边外交变得更加积极,我们在国际事务中的代表性和发言权得到进一步加强。因此,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中国的发展越来越离不开世界,世界的发展越来越离不开中国。

新中国的第三次外交转型发生在十八大之后。其核心是从“富国外交”转变为“大国外交”。2008年爆发的国际金融危机将中国“推向国际社会讨论和处理重大问题的前沿”。2010年,中国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这两个里程碑式的事实预示着中国外交新一轮变革的必然性。2012年11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确立了两大目标: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全面深化改革。党的十八大报告强调,中国将继续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旗帜,坚定不移地致力于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同月,刚刚当选中共中央总书记的习近平在参观“复兴之路”展览时,首次提出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的重要结论。2013年10月,在第一轮中国周边外交会谈中,习近平明确提出“大力推进周边外交”的新理念,对周边外交的战略目标、基本原则、总体布局、工作思路和实施计划进行了全面部署。“争取成功”一词立即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因为它与很久以前使用的“隐藏力量,等待时机”一词形成鲜明对比。在2014年11月举行的中央外交会议上,习近平强调“中国必须有自己的大国外交特色”,“在总结实践经验的基础上,丰富和发展外交理念,使中国外交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中国风格和中国风格”。2017年10月,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共)在报告中明确指出,在新的时代,中国特色大国的外交应该推动新的国际关系建设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设。在2018年6月召开的中央外事会议上,习近平明确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深刻把握了新时期中国和世界的发展趋势,在外事工作中进行了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创新。”这一创新最重要的成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外交思想新时代的形成。到目前为止,新中国第三轮外交转型取得了重要的阶段性成果。在外交转型过程中,习近平外交思想确立了新时期中国外交的指导地位,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成为中国引领时代潮流和人类进步方向的明确旗帜。我们深化和完善了全方位、多层次、立体的外交格局,形成了全球伙伴关系网络。在加强党对外交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的前提下,外交体制和机制改革稳步推进,加强了政党、政府、人大、政协、军队、地方政府和人民之间的统筹协调,形成了党接管全局、协调各方对外工作的大局面。外交姿态更加咄咄逼人,强调积极规划和顶层设计,积极倡导和大力推进“一带一路”建设,深入参与全球治理体系的改革和建设,积极参与国际热点和难点问题的政治解决进程。与此同时,习近平一再强调,中国不颠覆当前的国际体系,不寻求建立势力范围,始终是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和国际秩序的维护者。

新中国外交的三次转变标志着中国外交的发展和进步,显示了中国外交的创新能力。在为社会主义中国的安全、发展和繁荣创造良好外部环境的同时,也为人类和平与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新中国外交一贯致力于建立新型国际关系。

1949年春天,毛泽东提出了新中国要遵循的“开新灶”的外交政策。“开一个新炉子”有两个意思:一是重建中国的对外关系。新中国不承认国民党政府以前同其他国家建立的外交关系。如果各国想与新中国建立外交关系,就必须在平等互利和相互尊重领土主权的基础上重新谈判。二是重建外交体系和外交团队。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人深刻认识到,要完全改变旧中国与外国的关系,特别是与西方列强的屈辱关系,遵循旧外交制度,依靠国民党政府留下的旧外交官是不可能的。在实践中,“新炉灶”政策取得了显著的积极效果。正如新中国外交的杰出创始人和伟大实践者周恩来指出的那样,这一政策“改变了我国的半殖民地地位,在政治上建立了独立的外交关系”。简而言之,在“开新炉”政策指导下建立的新中国外交框架,与过去延续近百年的旧中国外交框架有着根本的不同,具有明显的“失势辱国”的性质。这一新的国际关系框架实现了新中国外交第一次转型的目标。

事实上,早在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国共产党就提出了“新国际关系”的重要概念。然而,这种基于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新型国际关系最初仅限于指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中苏关系一度被视为新型国际关系的典范。此后,随着实践的深化和理解的升华,“新国际关系”的内涵和外延发生了变化。最引人注目和最重要的是中国与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独立国家关系的迅速发展,以及在这一过程中著名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形成。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提出和坚持是新中国建立新型国际关系的成功实践,也是国际关系史上的一项重大创举。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不仅适用于中国与非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也适用于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不仅如此,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已经发展成为国际关系和国际法的基本原则。1955年万隆会议通过的十项原则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延伸和发展。1960年代出现的不结盟运动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指导原则。联合国大会在1970年和1974年通过的相关宣言明确接受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随着新中国外交第二轮转型的展开,调整“新国际关系”的认识和实践开始了。邓小平在建立和平、稳定、公正和合理的国际新秩序的框架内审议了“新国际关系”问题。他认为,“霸权主义、集团政治或条约组织是不可行的。”至于应该用什么原则来指导新的国际关系,邓小平主张遵循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他认为“这五项原则非常明确、整洁、清晰”,最有生命力,经得起考验。它们可以为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不同发展水平的国家和邻国服务。江泽民和胡锦涛继承了邓小平的上述思想,并进一步发展。1995年10月,江泽民在联合国成立50周年特别纪念会上的讲话中列举了各种违背时代潮流、侵犯世界各国人民根本利益的外部行为。他呼吁“坚持以主权平等和互不干涉内政为核心的国际关系准则”,主张“建立互利互补、共同发展的新型国际经济关系”。1997年4月,江泽民在对俄罗斯国家杜马的讲话中指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符合《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反映了新国际关系的基本特征,在实践中行之有效,已成为国际社会普遍公认的准则。江泽民在阐述新型国际关系时,也强调了尊重和维护世界多样性的重要性,指出在一个多元化的世界中,每个国家都有权选择符合本国国情的社会制度、发展模式和发展道路,对本国资源进行适当控制和开放,并根据本国国情建立发展机制,使本国公民能够享有平等权利和机会享受发展成果。胡锦涛提出了“新型大国关系”的概念。2010年11月,胡锦涛在接受欧洲媒体采访时说:“所有国家人民的命运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各国应以宽广的胸怀和战略眼光,努力建设政治上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经济上互利互补的新型国际关系,促进世界多极化和国际关系民主化。”2012年5月,胡锦涛在第四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开幕式上的讲话中,提出了“推进互利共赢合作,发展新型大国关系”的倡议。新型大国关系无疑是新型国际关系的体现。总之,从20世纪80年代到21世纪前10年,中国政府和领导人一再强调建立新型国际关系的必要性,重申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符合《联合国宪章》的宗旨,有利于推进世界多极化进程和国际关系的民主发展。

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以来,面对百年来前所未有的变化和中国越来越接近世界舞台中心的新形势,新中国第三轮外交转型已经逐步展开。外交理论和实践创新不断取得新成果。其中一个重要方面是推动新时期新国际关系的建设。习近平在国内外多次提到“新型国际关系”的概念,并在2014年11月举行的中央外交会议上首次明确阐述了新时期新型国际关系的内涵。他指出:“我们要坚持合作共赢,推动建立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坚持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在对外合作的政治、经济、安全、文化等各个方面体现合作共赢的理念。”在党的第十九次代表大会报告中,习近平更系统地提出要建立一种以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为特征的新型国际关系。在新型国际关系的三个标志中,相互尊重是基本前提。这意味着所有国家在互动中应视彼此为平等伙伴,愿意通过谈判和平解决争端和分歧,反对频繁使用或威胁使用武力。因此,它从根本上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公平和正义是基本原则,这意味着所有国家都应在互动中遵守具有普遍意义的国际准则,并愿意通过形式正义实现实质性正义。因此,它从根本上反对践踏规则、徇私舞弊。合作共赢是根本目标,也就是说,所有国家都应该放弃相互对抗,相互协调,实现自己的目标。因此,它从根本上反对单边主义和赢家通吃的概念。

习近平外交思想明确指出,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应促进新国际关系的构建。这一思想深深根植于新中国外交的宝贵经验和理论成果,特别是体现新时代鲜明特征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创新发展。它融合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体现了“不要对别人做你不想对别人做的事”和“欲立则立,欲达则立”的思想境界,以及“和而不同”、“和而不同”的开放心态。它在精神上与《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高度一致,赋予这些宗旨和原则可见、可行和可追溯的内涵。它完全符合人类文明的发展趋势,必将为世界各国人民过上更美好的生活和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奠定坚实的基础。

中国在新时期为建立新型国际关系做出了卓有成效的努力。首先,中国坚持把发展与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的关系作为建立新型国际关系的突破口。大量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舞台上成群出现,不断为全球经济增长做出贡献。他们在现有国际体系中相互帮助,特别是在改革现有国际秩序方面协调行动,这是当今国际关系中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这加快了世界多极化进程,加强了国际关系民主化趋势。作为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中最具影响力的成员,中国推动新型国际关系建设的努力具有方向性意义。特别是中国和俄罗斯这两个有着许多分歧和一度不和谐关系的邻国,一直坚持以“不冲突、不对抗、不针对第三国”为目标的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二十多年来,两国高层发展迅速,推动各领域合作取得丰硕成果,为各国建立新的国际关系树立了良好榜样。第二,中国坚持把与欧洲国家的关系作为建立新型国际关系的重点。欧洲是传统国际关系的起源,但欧洲一体化进程的开放和发展,特别是欧洲联盟的建立,表明今天的欧洲国际关系与过去数百年相比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中欧国家有许多共同利益,在一些重大国际问题上有相同或相似的看法。因此,中欧建立和保持长期稳定的关系是有现实基础的。当代中国领导人一贯高度重视发展同欧盟国家的关系,习近平明确提出了建立中欧和平、增长、改革和文明伙伴关系的重大倡议。

总的来说,新中国自1949年以来建立新型国际关系的长期实践是对传统国际关系范式的持久历史性超越。与人类历史的发展相比,虽然传统国际关系的历史不长,但它自近代以来对国际格局乃至人类文明的走向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传统的国际关系中,基于预防心理的战略博弈是最典型的形式。对抗、冲突甚至战争是所有有关各方处理关系最常用的手段。权力平衡的形成是所有有关各方对其关系的期望。根据现实国际关系理论家的解释,传统国际关系能够产生并继续存在的原因是国际无政府状态。康奈尔大学国际关系教授约翰·约翰·米尔斯海默曾断言,国际无政府状态的存在和演变使得“国际体系是一个险恶而残酷的舞台,各国别无选择,只能争夺权力。”即使是满足于和平生活的国家也会被指控参与残酷的权力竞争。“显然,人类不能容忍这一灾难性悲剧的重演。我们必须找到新的方法,找到新的方法。新中国不断努力建立新型国际关系就是为了实现这一目标。

新中国外交转型与新国际关系建设

历史经验和未来展望

这三次转变是新中国70年外交史上的一次重大实践。这是中国共产党坚强领导、新中国与世界关系不断变化、中国领导人时代主题意识不断更新、中国国家发展战略重大调整等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努力建立新型国际关系是新中国外交转型的应有意义和有效起点。外交变革为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创造了先决条件,并确定了努力方向。建立新型国际关系的努力体现和丰富了外交变革的具体内容。

外交是国家事务的一部分。新中国外交的三次转变和建立新型国际关系的不断努力都服从和服务于国家发展战略。新中国的国家发展战略在不同的历史阶段有所不同,因此新中国外交的指导原则、战略、政策和行为必须相应调整。当这种调整达到一定程度时,就是外交转变。“统筹国内外两个大局”是中国外交必须始终坚持的重要思维方式。

中国外交转型特别是构建新型国际关系的努力,已经对国际体系产生了深刻和积极的影响。作为一个大国,新中国的对外政策和对外行为所产生的影响通常会超越双边层次、地区层次,超越单一领域,产生全球性、多方面的广泛影响。从具体实践上看,新中国外交的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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